顺陵的文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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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陵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陵园之一，最引入注目的，是其地面遗存的丰富精美的石刻群。

顺陵石刻形体高大，姿态生动，异常雄健，制作精美，可谓唐陵石刻之冠。园内现存石刻34件，多数列置陵前。内城南门内现存石人13尊，石羊3件；内城南门外现存走狮、天禄各一对。

外城东、西、北三门各有蹲狮一对，北门外原有石马三对，现已残缺。

石刻均由整块青石雕刻而成，形象逼真，姿态生动。石座的四周有线雕花纹，以陵前的天禄和走狮尤为精湛，造型雄伟，体积世巨大，均为一整块石头雕刻，雕工细腻，厚朴雄健，为稀有艺术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被誉为唐陵石刻之冠。

华表

据文献记载，最初的华表是木质的，是古代帝王用来接忠纳谏的象征。

华表用之于墓冢的标志从战国时期开始，帝陵前置华表始自南朝，华表列置于帝陵之前，其意义是作为帝陵的标志，体现皇帝虚心纳谏，了解民情，同时也衬托了帝陵气势更加壮观。

顺陵华表位于乳台阙址北，麒麟南中间，神道最南端两侧。

华表由石座础石，柱身和柱顶三部分组成。经勘探获知东侧华表仅存华表柱顶和华表石座础石。华表石座础石在距现存华表顶西北7米左右地下深1.2米处。在勘探过程中还发现有柱身碎片，有一片上还有线刻花纹。西侧地面无残存财下未勘探情况不详，东侧地面现存华表柱顶高1.8米，最上的是宝珠由仰莲盆，覆莲置于八棱面台盘上，台盘中部凿有圆形榫槽，原置于柱身之上，顺陵华表柱顶是目前发现保护最完好的一件华表柱顶。

石天禄

天禄像昂首端立，神态镇静而威猛。肩部和前腿两边相接处长有双翅，翅上刻卷纹。四肢雄健，长尾拖地。《汉书》称此兽为“獬豸”。郭璞注引张辑语云：“獬豸似鹿而生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唐陵多此石刻，而以顺陵所刻形体最大、最为生动。顺陵天禄共1对，位于陵前神道两侧。

天禄为瑞兽，其形状头似鹿，一名“天鹿”。又因头长一角，俗称“独角兽”。身似牛，足为马蹄，垂尾与座连线，并长有双翅，这是一种想像中的鹿的变形，可能取禄（鹿）的吉祥之意雕刻的形象。一些学者认为，鹿是一种吉祥的动物，换上牛身，取其忠厚善良，勤恳不怠；换上马蹄，使之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再增添双翼，能凌空而起，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天禄是守护陵园最理想的神兽。顺陵的两只天禄石刻为圆雕。身高连底座为4.5米，长4.2米，宽1.9米。体积之大，腹下可容纳几个人。形体高大，结构夸张，对于头部和双翅的雕刻更加精致，鹿的个性和神情得以充分显示出来。双翅刻成卷云纹浮雕，华美而充满生气。天禄形体与底座连接在一起，制作时必须选择超过整体体积的一块巨石，充分显示出唐代雕刻家的创作气魄和雕造技艺。

石走狮

唐代以前，陵墓前主要列置的是天禄和避邪，以虎为原形雕刻，汉以后这种神兽兼有了虎、狮二者的特点，并且狮的成分越来越多。石狮彻底取代了天禄、避邪和石虎在帝陵石刻中的地位，是由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开始，并在以后历代帝陵石刻中所沿袭。

中国古代帝陵以石狮为门兽的思想，主要来源自西亚、中亚和古印度佛教的影响。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地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交往，狮子开始运到中国。唐朝中西交往更加频繁，这些国家将狮子作为珍贵贡品献给中国。狮子的到来，伴随的是有关狮子的神话传说和崇奉信仰一同传播到东方，尤其是狮子在佛教中的地位独特，随着佛教的兴盛，狮文化也传播开来，渐渐人们把它置于陵前代替避邪把守大门。

顺陵东、西、北门置有石蹲狮各一对，南门置有石走狮一对。石狮造型变化甚大，南门的石走狮在造型上受到西亚的影响，是写实石狮的代表；东、西、北门的蹲狮是吸取了南北朝以来佛教石刻的形式，具有某些印度风格。

顺陵走狮为圆雕。雄、雌各一，两狮相距20米，均呈走动的姿态，在造型方面作了艺术的适度夸张，突出地表现了狮子雄健的特点。由于石狮本身刻工圆润，加之千余年来的风雨冲刷，日晒风化，使得石狮更加滚圆壮观，不落俗套，仿佛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顺陵走狮雄狮最为雄伟，高3.15米，长3.2米，宽1.45米，重40余吨。体态高大，造型凶猛，四爪强劲有力，似在阔步缓行，阔口半开使人如闻狮子震撼山林慑服百兽的吼声。特别是高高突起的腱肚胸肌和向前迈步的腿足部分，比例匀称，富有质感，是唐代诸陵中现存形体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石刻之一。

石坐狮

和立狮、独角兽同一风格而遥相呼应的，还有陵东、西、北的3对石坐狮。坐狮均高3米左右，胸宽1.10米，座高0.5米，为历代石雕坐狮中最大，将狮子雄健的形象，加以有力的夸张，表现了盛唐时期石雕艺术的宏伟风格。6个坐狮基调一致，而形象神态各异：西面北侧的坐狮，螺鬃盘旋，腮髯奋张，上唇卷翘，舌尖勾起，腕趾筋腱凹凸，爪锋深陷入石。东面南侧的坐狮，鬃鬣纷披，阔口长目，尾巴盘屈而后甩上脊背，雄健而舒放。

陵墓雕刻狮子象征墓主生前仪卫，雕刻独角兽象征瑞应祯祥，这是帝王陵墓的一般寓意所在，但是顺陵石刻的形式构成很不一般化。背北面南的双狮顺道路并列，而双独角兽横在道路东西相对而立。雌狮与雄独角兽在西侧，雄狮与雌独角兽则在东侧，构成了置阵布势的纵横交织、气势开合。东、西、北面的3对坐狮，形象态势也全不雷同。这就使得顺陵石刻组群，在统一基调当中有参差错落，体现出对称均衡而又富于变化的艺术法则。

翁仲

顺陵遗存石人十四尊（其中墓前东侧石人为复制品）。墓前一尊高2.98米，宽0.85米，厚0.4米的石人。像与座连为一体，放于石底上。估计与石底座有铆榫相连，石座长1.25米，宽1.25米，厚0.15米，半埋于地下。

石人头戴小冠，冠残，前发际明显，弯眉，蹙眉，瞪眼，上须上翅，下须浓厚，面部肌肉感强。上着交领褒衣，腰系宽带，双袖垂于膝下，各有拆皱五条，下着拖地裙，背部平直，履残，双扶剑柄，右手上，左手下，剑鞘为五竹节形。内城南阙门内两侧石人十二尊，三人无头残缺，其余九人完整。像与座为整块石雕刻而成，嵌于石槽座中。像高2.25米，宽0.75米，厚0.75米，座长0.75米，宽0.5米。十二尊石人面容各不相同，头戴小冠，冠前低后高，发际线明显，后发线呈“人”字型，面部方圆，耳贴颊部，个别弯眉，杏仁眼，鼻上须上翅，有的下须浓厚，有的无下须短脖。上着拖地裙，露足履，有的足履残。手柱剑于胸前，左手外，右手内。剑有鞘为四竹节形，剑穗两条。

石虎

古代传说，有一种叫罔象的怪兽，好食死人脑，而罔象畏虎及柏，故帝王陵上种植柏树和列置石虎以镇之，取祥瑞辟邪之义。

顺陵石虎位于杨氏墓道两侧，现存四只老虎，分别列置在墓道两侧，西侧石虎面东尾西，东侧石虎面西尾东（2006年考古发掘所得，经修复后列置）。顺陵石虎雕刻界于虎·狮之间，明显是建墓时所列置，具有前唐时期的风格。石虎，像高1.55米，长1.45米，宽0.7米。前腿直立，后腿弯曲，北边石虎左前腿有残损，石座埋入地下。石虎雕刻生动，气魄雄伟，继承了南朝的石刻传统，但造型更为逼真，风格更接近于现实主义。

石羊

石羊位于内城杨氏墓墓前两侧，现存四只。

东侧南侧石羊，头西尾东。像高1.48米，长1.44米，宽0.68米；北侧石羊为复制品。

西侧二只羊，头东尾西。西侧南边石羊，像高1.35米，长1.35米，宽0.68米；西侧北边石羊，像高1.45米，长1.5米，宽0.68米。三只石羊四肢曲，蹲于石座上，像与座为整块石雕刻而成，石底座埋于地下。

三只石羊头略上昂，羊角为绵羊角，从上向内盘卷。鼓眼，小鼻孔，闭嘴。体粗壮浑圆，小尾，前蹄跪，后蹄曲。这种绵羊非常凶猛，但对主人忠实温顺，置于墓前镇墓避邪，守护墓冢。它的艺术价值不如外城石刻。

仗马

唐代除高祖李渊献陵外，从昭陵开始诸帝陵均置石马，顺陵同样列置石马。

顺陵神道两侧未发现仗马遗存，北门（玄武门）现存石马四匹，其中两匹为2006年考古发掘经修复后重新列置。原列置的完整石马像高1.86米，长2.6米，宽0.86米。座长2.28米，宽0.9米。像与座为整块石料雕成。石马头部小，双耳残，嘴部粗雕。饰缰，鬃毛垂脖两边。背配鞍、蹬。臀浑圆。四肢与蹄粗壮，粗尾与石座连为一体。有控马人痕迹，控马人已失；原残缺石马，四肢残，长2.5米，宽0.82米，残高1.15米。头部小，双耳残，嘴部粗雕。饰缰，鬃毛垂脖左边。背配鞍、蹬。臀浑圆。前胸及后臀饰镳12个。

顺陵碑

历史上的顺陵陵园至少有过两通石碑，一通是咸亨元年九月埋葬杨氏时“官为立碑”，由唐高宗亲自撰写碑文，后不知此碑散于何处，其形制规格和碑文内容今天已无法知道。

另一通是长安二年（702年）制立的顺陵碑，历史上称为《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此时杨氏已死了32年。该碑文由武三思撰文，唐睿宗李旦敕书写碑，共4000多字。碑文字体方正，兼以篆隶，劲健有力，每字大一寸五分，还采用了武则天新创造的文字16个。

顺陵碑矗立了854年，碑高约6米，宽3.2米，刻文四五千字，加上碑首、碑座，通高在10米左右，超过了乾陵高宗《述圣纪碑》和武则天的“无字碑”，这在唐朝的皇亲国戚陵墓中绝无仅有，令人惋惜的是这座绝世名碑于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年毁于关中大地震，断为多节，后被人拿了去修砌渭河堤坝。清代之后，人们从河岸上发现了残段，传世共8块，文字共18行，46字，这就是著名的“顺陵残碑”，为书法家所推崇的石刻珍品，今人只能从咸阳博物馆里收藏的残碑中领略顺陵碑当年的风采。南门外有一遗址，周围有破碎砖瓦，应是碑毁亭塌后的废墟。

顺陵碑中使用的武则天所造的新字时间约为永昌元年（689年）4月至载初元年（690年）1月，由她授意或亲拟，武承嗣主持，这些字唯有“曌”字使用至今，尽管有人认为顺陵碑中的字含有“迷信、复古、愚民”等思想，但作为汉字，这些字不仅为研究武则天提供有力证据，而且在中国的文字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据文献记载，武三思为杨氏陪葬。顺陵附近曾出土武三思镇墓石一方，有“今陪顺陵”等刻字，但武三思的墓迄今不知何处。据记载，武则天死后，武家王朝结束，李氏重新掌握国家大权后，将武承嗣的墓挖掘抛棺暴体泄愤，有可能武三思的墓遭到同样的结果。原来认为杨氏墓西南处两座古墓东侧的墓为武三思的墓，1984年陕西省考古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证实为李渊小女襄阳公主与附马窦诞合葬墓。

襄阳公主与附马窦诞的合葬墓和西侧苏君墓不是杨氏陪葬墓，只是先于杨氏葬入同地。但襄阳公主与附马窦诞合墓在中国陵墓建筑史上迄今为至唯一的双墓道合葬墓，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出土文物250余件。墓壁彩画形象逼真，敷粉简淡，于焦墨痕中施彩色，微分深浅，富有立体感。线描富有运动感，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的绘画技艺。出土的墓门石刻，人物造型和缠技卷叶及怪兽纹，刀法流畅如行云，黑底白线，满幅的线条在一定的规范中飞舞。墓顶星星月亮均由贝壳、珍珠、玛瑙、玉石、水晶、琥珀和绿松石镶成，甚为奇观。襄阳公主与附马窦诞合墓西侧的苏君墓，早年多次被盗。封土底径30米左右，高约10米。1960年发掘为斜坡墓道七井双室砖墓。墓道南向，长73米；在第三、四天井间，五、六天井间及前室内均为穹窿顶。墓道、甬道及前后室内均绘壁画，内容有青龙、白虎、仪仗、侍从、列戟、星象等。出土仪仗、骑马、妓乐等陶俑335件；陶瓷器数件；鎏金铜锁、钥匙、鎏金门饰、铁铺首数件；同出墓志一方（志佚），盖篆“大唐故苏君之墓志铭”九字。

顺陵附近出土过武三思镇墓石1方，有“今陪顺陵”刻书。陵园西南有两座土冢，东西并列。西面一座已发掘，出土篆书、苏府君墓志铭盖一块；东面一座已塌陷，1984年出土《大唐故光禄大夫工部尚书使持节都荆州刺史驸马都尉上柱国莘安公窦府君墓志铭》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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